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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她们》:中国乡村女性能走出“第三性”吗?

近日“乘风破浪的姐姐”频繁刷屏,让很多观众看到了30岁以上女明星的风采。然而,广大农村女性的生活却并不像节目里的姐姐们一样夺目。最近,阎连科的《她们》面世了,这个非虚构的散文集写了自己的母亲、相亲对象、姐姐们、姑姑们和孙女等四代女性,包含着她们的“说笑、哭泣、婚嫁、生子并终老”以及“期冀、欲望和奔波,发达或坠落。沉沦或疯狂,呼唤或沉默”。这些女性不是节目里“乘风破浪的姐姐”,却是广袤农村大地上最真实的存在。十年之前,为了让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归位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和土地上,阎连科写了《我与父辈》,写了父亲、大伯和四叔的一生,相比之下,《她们》更有一种强烈的“拓宽”意义。

这种“拓宽”首先是基于作家本身的写作。像他的母亲、姐姐一样的农村女性,她们几代人生生不息地在那块土地上出生、劳动、婚嫁、死亡,“生出来就是为了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复走了这条复那条,把别人过完的人生重复一遍儿,再重复一遍儿。”这些重复的、简单的、普通的女性人物因为没有故事性或戏剧性冲突,很难进入传统小说写作的谱系。但是,她们又是那么坚忍、有力地生存在广袤的土地上和一个个院落之中,现实中的她们甚至比小说里的人物更有分量。

这些乡村女性确实能够让人反思,她们的独特性是什么?她们的生命历程构成了怎样独特的中国女性经验?写她们对于当下女性理论的思考有什么意义?从这方面说,近几年的一些涉及和书写乡村女性的文学作品,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都在通过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乡村普通女性的生命经验。可以说,《她们》以散文的方式、男性的视角展现了一组令人难忘的乡村女性群像。

在这组群像中,夹杂着特殊的一章。书中第六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以“聊言”的方式,夹叙夹议地论述了对于乡村女性的思考,并认为“第三性”是中国乡村女性的独特气质。这个结论的提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拓宽”,虽然作者认为,“在散文疆界的拓宽上讨论《她们》我会比较踏实,如果说拓宽了现代性别的理论,我会很不安。”“第三性”来自乡村女性的劳作、牺牲和被遗忘。说她们劳作而不是劳动,因为她们不仅要尽“女性”的义务,又做具有“男人性”的工作。女性的“义务”还包含很多的“应该”和牺牲,比如二姐让出上高中的机会给“我”,是因为她认为“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然而,这种牺牲是被遗忘的。在作者看来,“乡村记忆线没有女儿(女性)从成年至坟墓的记忆簿。而作为媳妇走进坟地的女性们,是只有相随男性才可以被坟墓写入人的最后一卷记忆册。”

这种劳作、牺牲和被遗忘的生命经验,构成了中国乡村女性的“第三性”。上世纪中期,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其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西方女性运动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性别的讨论都在男性、女性两种性别之间,即便是当下多数对于性别多元性的讨论,也是基于先天/后天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的主体和对象多是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广大乡村女性并不是这些女性理论讨论的主体和对象。很多中国乡村女性既认同着传统女性的性别气质,同时又具有心甘情愿做着男性也在做的那些工作的“他性”,这种认知和行为所构成的“第三性”,是西方化的、城市化的、中产化的女性主义讨论的空白。

我们可以说,乡村女性一直在重复这种路,其中包含的稳定和变迁构成了中国乡村的生态。然而,像《她们》中的一些人一样,也有乡村女性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刺破这种结构。比如从早唱到晚,有时候因为爱唱而耽误自己“女职”工作的大娘,她说“不唱日子咋过呀”。正如作者的醒悟:“那从年轻开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从她的嗓音发将出来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对生活和命运的抵抗和坚韧。”《她们》中的乡村女性,如同“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她们世代在乡村中、在我们周围,所以熟悉。然而当她们被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因为她们每个人的不同,而感受到乡村女性的力量。乡村女性一直都在,应该被看见,她们能够表达,值得被听见。

当下对于性别的思考因为极端化和个人化而进入困境,中国乡村女性所构成的中国女性的特殊性或许能够为这种思考提供新的思路——看到她们的“第三性”,并试图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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